八旗为：正红旗、正蓝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红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白旗。知道什么是汉族八旗吗？知道什么是汉族八旗制度吗？下面小编整理了些相关资料，大家一起看看吧。
中国汉族八旗
汉族八旗的来历
但旗人并不都是满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努尔哈赤、 皇太极势力增大后，把征服的 蒙古族人也编入旗内，统归八旗管辖，被称为 蒙古八旗。后金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努尔哈赤把征服的蒙古族人编成五个"牛录"，隶属于 满洲八旗。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把蒙古五牛录扩编成两个蒙古旗。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又把两旗扩编成八旗，至此，蒙古八旗出现了。
努尔哈赤进入辽西地区，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 满洲八旗之内，成为家内奴或 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同时，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其所需马匹器械由20名汉人共同出钱购买。其壮丁家为汉军户，对汉军户有优厚待遇，比如，可以全家迁入努尔哈赤所在的城中居住，以示信任。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不再把被征服地区的汉人编入满洲八旗人家为奴，编庄别居，减少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对这些汉人，由投降过来的原官员或 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
聪七年（公元1633年）二月，明朝 辽东总兵 毛文龙被 袁崇焕处死后（袁崇焕于 崇祯二年公元1628年处死毛文龙），其部下 孔有德、 耿仲明等率军从 山东登州前来辽东投奔 后金。皇太极对他们来投非常重视。当他们来到 盛京城郊时，皇太极在 浑河岸边亲自迎接，行满族特有的抱见礼，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为与满洲八旗有别，命孔、耿所部使用白镶皂旗帜，即白旗镶黑边，受皇太极直接统辖。这是第一次出现打着有别于满洲八旗旗帜的汉军。汉人既然可以编成军，皇太极决定自己建立汉军，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随着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 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 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 旗人。因此，应说旗人是由满、蒙古、汉三族人组成的，而不能说旗人都是满人。
汉族八旗制度
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在氏族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军政合一制度。努尔哈赤将所辖的军民编成八旗（初设有四旗，分别以黄、红、蓝、白四个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后来又增设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即以镶黄、镶红，镶蓝、镶白的旗帜为标志，合称八旗）。每旗有许多牛录。牛录是基本单位，每一牛录三百人。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八旗制度的建立，是与当时女真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对巩固女真各部的联系起着重要作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整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初建时，不但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清朝统一，太宗皇太极为加强对旗人的束缚，增强了八旗制的军事职能，并为扩大军事实力和笼络人心，又建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各旗有军营、前锋营、骁骑营、健锐营和步军营等常规伍，司禁卫，云梯和布阵等职。另外，设立了相礼营、虎枪营、火器营和神机营等特殊营伍，演习摔跤、射箭、刺虎和操练检枪等。由于清初诸帝很重视枪炮武功等实战本领，八旗军在平定三藩，收台湾各抵御沙俄侵略等战斗中都取得了辉煌战绩。八旗兵分为京营和驻防两类。京营是守卫京师的八旗军的总称，由朗卫和兵卫组成。侍卫皇室的人。称朗卫，且必须是出身镶黄、正黄和正白上三旗的旗人，如紫禁城内午门、东西华门、神武门等由上三旗守卫。
八旗组织中蒙古旗与汉军旗的建立比满洲旗稍晚。清太宗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时，已有蒙古二旗的记载，称为左右二营。八年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九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编审，正式编为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汉军单独编为一旗，据考证是在天聪五年正月(一说天聪七年)。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分汉军为二旗，旗色玄青，四年分二旗官兵为四旗，七年正式编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同。从明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建立，直到清崇德七年才完成八旗组织三个部分二十四旗的组织建设，八旗每一旗下都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
八旗又有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区别。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死后，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雍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八旗制度，从兴盛到衰落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
清代绿营额兵60万-80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人数远较八旗多出数倍，又是由汉人、特别是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和控制，并对地方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10万八旗驻防。以10万八旗兵控制数十万绿营，再以人数比八旗驻防多出数倍的绿营兵控制全国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为用兵措施，十分高明。
“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
驻防八旗有两个特点，历来未被史家关注，却是理解八旗制度入关后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其一，清朝统治者虽然在实质上，对强化八旗驻防的镇压作用始终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却竭力让八旗退居幕后。无论驻防何处，八旗官兵都集中居住，自建“满城”或“满营”，从不与民人混居，亦从不轻易出动，地方上若有治安问题和骚动，都由绿营出面处理，令他们充当恶人角色。但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则可就近出兵。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其二，驻防八旗事实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为直省驻防体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长城沿线，与京旗一样，依靠朝廷的钱粮为生，以当兵挑甲为生活的唯一来源。另一部分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旗丁，他们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着亦兵亦民的传统，对旗饷的依赖远远少于关内旗人。而站在前台的，却始终是驻守于江宁、杭州、西安等繁华省会的旗兵，以为他们就是驻防八旗的全部，他们的贪恋享受、懒散无能，也就意味着八旗劲旅战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对清代兵制的变化所作的评述，见卷一百三十《兵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着，至是兵制盖数变矣。……以兵兴者，终以兵败。呜呼，岂非天哉！
如今学界的说法多来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几乎成为公论，那就是八旗兵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时即已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绿营，太平天国之后绿营又被新兴起的湘军、淮军代替。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理解和引述这段话，因为至少字面上看，他们忽视了《清史稿》所谓的绿营、乡兵甚至湘军淮军，起到的还是“辅之”、“助之”的作用，事实上从全局来看，主力还是八旗。只不过这支作为八旗主力的劲旅，始终处于后台的位置而已。
这里所谓的后台，是与位于前台的京旗以及直省驻防八旗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驻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东北三将军所辖官兵，而东北，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东北三将军属下的八旗驻防和部落兵与直省的驻防八旗，是位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存在同一军事制度即八旗驻防制度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在新疆设伊犁驻防，建立军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学界高度赞扬的“大一统”的基础，凭借的主要兵力，就是从东北调拨的索伦兵、锡伯兵，以及从宣外一带调拨的游牧察哈尔兵。
八旗武力的衰落
八旗衰落与清朝统治的衰落同步。清朝19世纪出现统治危机，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兵力的衰落，这种衰落又以八旗武力的衰退为主要标志。八旗武力衰落的原因不能仅仅以“腐败”来一言蔽之，它背后牵涉到的问题复杂而深刻。谈19世纪危机而不谈军事，谈军事而只谈湘军、淮军却不谈作为清朝统治“根本”的八旗武力的衰微，就找不到症结所在。
危机的根源，在于无论统治者如何粉饰，八旗制度毕竟是建立在民族统治、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嘴上怎么高喊“满汉一家”，在做法上，“首崇满洲”才是他们的宗旨。这首先就表现在旗饷制度建立后产生的负面作用上。
入关后建立的旗饷制度，断绝了旗人务农经商等其他谋生来源，日久遂成为一个完全信赖朝廷豢养为生的寄生阶层。清中叶以后政府有限的财力又无法供养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从而产生了清朝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它首先出现于京师，然后波及内地各省驻防，最后危及边疆，严重动摇了八旗这一“根本”的根基。清廷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是一批批地将占据食饷份额的开户人、汉军旗人排除出八旗，以保证满洲旗人的生计，最突出的一项举措，就是乾隆朝将八旗内的开户人、另记档案人和八旗汉军等非满洲成分“出旗为民”，直接导致了八旗驻防武力的衰退。成为八旗驻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二，乾隆朝之后清朝统治地域越来越广，对西北的征服和建立驻防将军，耗费大量额兵和财力。清廷因此而在直省诸处驻防大量裁减兵员，拿这些兵数与饷银，从东北等地调遣大批少数民族部落兵。由于这些部落兵都属半粮半饷，一名直省驻防马甲的钱粮可以供养两名少数民族兵丁，在当时确是成功划算之举，但对于直省诸处驻防兵力的损伤，到太平天国起事时便凸显出来。
第三，出于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以及自康熙以来就认为绿营不足恃的思想，清廷对于绿营这支军事力量始终缺乏充分的信任。自雍正朝开始，清廷即将八旗驻防中的大量汉军出旗，挑补当地绿营额缺；乾嘉以后绿营兵缺更逐步向八旗开放。八旗官兵挤占绿营兵缺，是八旗将自身危机转嫁到绿营身上的反映，结果一是导致两支经制兵的离心离德，一是八旗中被裁汰的兵丁搀入绿营，导致绿营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最终使绿营兵力更加衰微、不堪使用。
